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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往今来，人人都自以为聪明，没有人不聪明，所以聪明人做的聪明事数不胜数。比如上古大神中：盘古开天辟地，女娲造人，燧人氏钻木取火，伏羲结网捕鱼，神农尝百草，黄帝造战车——最被儒家推崇的尧、舜、禹中：虞舜曾经在诸冯耕田，战胜并驯服野象；大禹治水“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……左准绳，右规矩……（史记·夏本纪）”。

他们都是造物者，而且心理塑型扎根在体力劳动，“在劳力上劳心（陶行知先生语）”地造物。他们的后继者一边把他们捧成人君的楷模，尊奉为神，作为其“治人”的情理基石，一边宣扬“劳力者治于人”，鄙视体力劳动及其造物，奴役“劳力者”，“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（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》）”。天下人竟然信了数千年，世世代代老老实实做牛做马，踊跃被阉、待宰挨割，上贡至死。

再比如，诗书、簪缨、显富人家偶尔汗流浃背，就浑身黏糊、膈应，赶忙令人服侍着沐浴更衣。他们因此认为“劳力者”天天如此，简直生不如死、暗无天日；子孙后代吃苦受累是对他们的最大诅咒。上方但凡透点口风，以此敲打，他们便由衷恐惧，抓紧俯首帖耳唯命是从。

殊不知，流汗自有流汗的苦，劳力也有劳力的乐。劳力到尽兴处，常常令人乐此不疲，废寝忘食；常年劳力的人，根本闲不住，不让其劳力，反而手足无措；不一定劳有所得，但求劳有所成，也是人生乐事——若说这是犯贱，上古大神都劳力，至高无上；有的真命天子乐在其中，连皇帝都懒得做（指明熹宗朱由校）。

可见，令人生不如死、暗无天日的不是“劳力”地造物并产出出品，而是被迫、长期、超负荷又劳而少获，以至于生计都难保障的打工、过劳、被剥削。更令人心情积郁、难得舒展的是走到哪儿都委曲求全、被人看不起，再劳苦功高也只能为他人作嫁的身心处境。

设身处地、将心比心，同理、共情地揣度人心、“而后敢以定谋（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）”的人能不聪明吗？于是，读书多，智识高的人都把吃苦受累地劳力当成前世造孽、今世偿还地遭罪，人生失败的典型表征。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丢弃劳力之苦的同时，即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丢失了“劳力之乐”——人性中、上层级心理需求及其真实而非虚拟地满足，由此循环往复、螺旋提升的神、天、道、理，也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相对于他们隔绝了。

受其影响，绝大多数人不但自己，还拼命拉着爱人、家人、亲人厌弃之，或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一己承担之，作恶多端、多行不义地逃避之，换得爱人、家人、亲人“万绿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（《金刚经》）”地从未陷入之……聪明一至于斯。其导致的后果往往是拖家带口、鸡犬升天乃至整个阶层人性虚空、堕落——“富贵不过三代”，“寒门出贵子，白屋出公卿（《名贤集》）”。

还有：年年祭祀，祈降国泰民安；月月上贡，换得终生顺遂；牛、羊牺牲献上，祈祷阖族人丁兴旺、财源广进、官运亨通；三贯香火燃尽，跪求举家心想事成，无缘得缘，无寿得寿……人类数万年如一日、数千代如一代地，如此有舍有得、小舍大得，谁说不聪明呢！

只是，既然神灵创世，神法无边，直径约为930亿光年、年龄约为138亿年的宇宙，及其包含的超过2万亿（1012）个星系、1亿亿亿（1024）颗恒星、几十倍于普通物质和能量的暗物质、暗能量都由神创造，地球和其上的自然万物也是，人们供奉的牛、羊、肴、馔，焚烧的金、银、财、币，放生的鱼、鳖、鸟、畜，布施的钱、物、粮、帛，建造的坛、庙、殿、塔等，对神有丁丁点儿价值和意义吗？

“姑欲取之，必先予之”这类聪明，对于为食、财而亡的鸟、兽、虫、鱼和人管用，对于神，没用。个人、少数人、多数人，对于神，也没用。人类对于神，可能有用，也可能没用——只有以己之心，度神之腹，把神降格为人，而与兽同行的“自我”才这样做——“本我”之供奉，自立、自信、自觉地感恩、感怀、神往，表达景仰而不索取；“超我”之供奉，则是顺应众心，做给他人看的。

“自我”的人，心思在自己身上，追逐价值需求及“下三层六类需求”的满足，其智识会琢磨出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予以心安理得，其价值对象或许精致、优雅、有腔调，大牌面——他们可能为亲近的他人、它物付出时间、机会、前途、健康，甚至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但主要出于心理的“封闭”式“依赖”需求驱使，如群居生存的野牛、野象、野马等动物那样。

“本我”的心思，有所参照，反观“自我”、造物及相关他人的“三位一体”，逐渐借助“物的磨砺”走出“自我”。他追求的价值需求满足，主要凭借造物及其出品体现人的（造物）价值，而非借助生物特征、物质财富、人文表征烘托个人价值。倘若达到拥有造心、造艺，能够匠造产出精品、妙品的程度，他的心理需求满足即提升至“中三层六类”，基于相应价值观、价值感，切实体现在情感、美感，乃至景仰和爱的需求层级。

造物的关键在于创新。创新的标准相对于人群、时间、地域而不一——相对于造物师及其“实有”成果来说，人类所有的创新都是小儿科；相对于前人及其造物出品来说，今人的大量工艺、工业创新，与对应的传统工艺及其出品相比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；相对于人类来说，国内绝大多数创新只是模仿应用地改进……

“超我”地创新，相对于有史以来所有人的造物及其出品，相对于当下全球、全人类的造物及其出品——如此，越创新，创新者与造物师及其造物的终极越接近。人类在与神同行的天道、天理层面，越成为神。

所以，成就当下阶段性的“超我”，必须相对于人类、历史、世界，在“物的磨砺（“生的激励”降格归于其中）”基础上，通过特定局限的造物及其出品，相对于联带群体、竞争对手及其造物出品，前人及其造物出品，以及我们预想的联带群体、竞争对手及其造物出品，经历持续不断、水涨船高的“人的碰撞”，在分门别类的造物领域，超越既有的峰级水准而实现。

这一方面，需要个人及团队在其造物领域，汲取所有人相关体验及经验的、里程碑式的创新文明成果，另一方面，需要个人及团队借此与其造物关联的所有人，基于他们共同的价值观、价值感交互融为一体，发展一致的情感、美感，确立大同的景仰和爱，共赴“重生”与“永生”辩证互动地迭生。

表面上看，“超我”在各自的造物领域已经抵达常人无法理解的精深、精致、精准、精妙，实际上越如此，造物及其出品在造物者“心理时空”的所及、所含越宏大、包容而统一，引领相关人更加深刻而全面、提高又普及地相互体察并理解——“超我”得以提升个人及团队至封神的高度，终将促进人类成为整体。

人的（造物）价值相对于人类的造物及其出品的有所创新，是我们的心与他人的心共通并交融的第三介质。凭此依据“人生消长”的客观条件，借助第三形式“人的碰撞”，人与人之间，心与心之间，越碰撞，越“心心相应”，终能达成趋向人类大同的“壹心”。

“人生消长”的“人”和“生”，指不同的个人或人类群体。在造物及其出品体现的人的（造物）价值碰撞的过程中，表面上看，有的人“消”了，有的人“长”了，实际上却是双方都“长”了——其中道理，和教学相长类似。

与之对照，人类和物质的“生物消长”也如此：我们拿石头加工成石斧，表面上看，石头“消”了，我们“长”了，实际上双方的价值都“长”了——我们用生铁铸成刀、剑，把泥土烧成陶、瓷，将面粉加工成馒头、糕点等，与此同理。

矛盾的双方，统一即“相长”，对立即此消彼长或同消——人类与其它生物斗争的“生生消长”，则是表里如一地此消彼长。总的演化趋势是人类越来越发展壮大，其它生物越来越衰落甚至灭绝；人的个人价值的碰撞，也此消彼长：俩人比漂亮，胜的盛，败的馁；俩人比车、房，贵的趾高气扬，不贵的垂头丧气；俩人比才华，强的横溢，弱的学浅……

“心心相应”和“心心相印”的“心”，都指“人心”，包括“本我”蕴含的“本心”和支柱“超我”的“壹心”（超越个人及群体，具有与人类大同倾向并致力于达成的心）。更准确、全面地定义，应该指出类（指人类）拔萃、舍我其谁的造物意志——这类“心”越碰撞，越共通并交融。不管碰撞者有没有意识到，他们的这类“心”，共同指向无限深远的造物终极——与之相对照，“自我”的“初心”若发生碰撞，碰撞者只会此消彼长或同消。

沿着造物及其出品体现人的（造物）价值方向碰撞下去，人人都能将其“本心”修向“壹心”；促其“本我”挣脱“自我”，景仰“超我”——“超我”彻底超脱“自我”和“本我”，融己于人类，如神一样俯瞰芸芸众生，是将人类聚沙成塔、合而为一的必由之路。

不过，精神上“超我”容易做到，现实中实现“超我”如同西天取经，千难万阻，劫难重重——“超我”如人类不得不依托地球，不能不受束于他人和社会。她致力于造福，又通常两害相权取其轻地“造祸”。所以，她可能引领人类封神，也可能被人类拖曳成恐龙化石一样的史前遗迹。

儒家宣讲仁、义；佛家认为众生（指所有生命）平等，主张慈悲为怀；道家指出“万物一府，死生同状”。这些都是具有“超我”内涵及广度的纲领性理念。与之不同的是，“超我”的这类理念不只被灌输、宣诵入脑，而且经历造物及其出品，修成“壹心”，将“本我”提升至具有人类眼光及格局的高度，从相应造物心验中升华而成，由衷认可并行之为信念，而非鹦鹉学舌、观竹思辨、纸上谈兵。

造物及其出品持续提升的过程固然辛苦，但苦中寓乐。“超我”反复体味其中苦乐互生、破茧成蝶、有我无我、螺旋提升的美妙意境，以及越来越广阔天地、大有作为，万众一心、与众乐乐地创新造物及其出品的成就感，其人性需求超越“下三层六类”，在“中、上三层六类”获得切实、全面的满足，自然越来越苦乐相随、乐在其中、其乐无穷。

这类心理体验，足以克制物欲、性欲、贪欲长期满足积成的索取、消费、消耗、存储类的心验和相关超验认知，以及相应心理、行为惯性，支撑“超我”朝造物的精益求精、融会贯通方向永续提升——缺失这类心验的人们，尽管崇儒、拜佛、信道，口上讲仁义，嘴边念众生，谈吐惜万物，但是面对唾手可得、拐弯能得、巧取可得、豪夺能得的财物、大腿、名利、权势等，通常按捺不住，总是想方设法阿谀谄媚钻营奔竞，甚至伤天害理地得了再说。

“超我”具有相对完整的造物意志。凭此有所参照，反观、节制“自我”，促进“本我”，观照他人及社会，必然在识人待物、为人处世、临机应变、权宜处置等方面远超常人地通透、公允、亲和、练达、果决，擅长见微知著，具有先见之明。因此，“超我”在分门别类的造物领域，乃至多门类、跨行业、全社会的造物领域，都适合做引领者，也终将成为领导者。

世上大部分人以“自我”为中心，少部分人“本我”地造物，踏实谋生。两类人各运用其内容千姿百态，形式千差万别，水平参差不齐的知识及智识，努力不负人生——太史公曰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——“超我”对此心知肚明。但是他必须融入其中，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，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，才能发挥主导作用，引领尽可能多的人向上提升，与神同行。

联合、团结众人，最根本、有效的方式是为其争取最大化利益，首先满足其“下三层六类”需求，再及其它。在有史以来的社会条件下，这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，引发对立双方唇舌交加、剑拔弩张、相互伤害，甚至你死我活的斗争——“超我”由衷地心怀仁义、心念慈悲、心系万物，洁身自好，也不得不卷入其中，有的直接参与、领导杀戮，走向成王败寇——如此“造福”，同时“造祸”；是福是祸，经常令世人难以盖棺定论。

“超我”融入他人，引领他人，积少成多。她不得不倚仗少数人，统领更多人。人性如此繁奥，人世如此复杂，促使人们行为的动机、因素无穷多，还无限变，而抵达“超我”境界，超凡脱俗，能以性命相托的个人少之又少——古往今来，身居高位的“超我”用人无不既用且防——作为她的属下，越亲近者，威胁越大，对其忠心的要求及考察，越严苛。

没有人百分之百忠心，也没有人百分之百可令他人放心，脑瓜子越聪明，能力越强、而又缺失“本我”，追逐个人价值的人越如此。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认清聪明人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长期与其磨合，观其言，察其行——时间越长，其言行、心地越牢靠，越可放心。不只“超我”，从古至今的“治人者”都深知这一最基本的用人之道。

所以，尽管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”，“治人者”一面把他们捧至圣人、亚圣的高位，一面降格他们提出的核心理念，把“忠”字压在仁、义之前，作为“学习治天下”首屈一指的伦理道德标准。还有一面是，无论谁用人，何时何地用人，都讲究论资排辈，资历永远放在能力、绩效的前面——这还是因为以上驭下，用久了的人认得更清，用着更放心；特殊形势下破格提拔新面孔，通常用其“能”，而非用其“忠”。

传统伦理道德标准背离人的（造物）价值，主要用于维护“治人者”的个人价值，盛行两三千年，身居高位的“超我”只能欣然从之。为了培植亲近属下的忠心，她在没有德才兼备人选的条件下，也会高官厚禄美姬地不吝赏赐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容许属下弄权夺利——这一用人方式上下左右扩散，其发展趋势必然导致整个“治人者”阶层贪腐成风、欺上瞒下、残民以逞——如此“造祸”，同时“造福”；是福是祸，经常令世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再看前人的人生理想，至高的被称为“三不朽”，即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提出：“太上有立德， 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孔颖达解释说：“立德， 谓创制垂法，博施济众……立功，谓拯厄除难，功济于时；立言，谓言得其要，理足可传。”

翻翻史书，商鞅严刑峻法、奖励军功，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隋二帝权分六部、科举取士，明二祖剥皮食草、设立厂卫，算不算“创制垂法，博施济众”？客观上，它们加强了中央集权，钳制百官，对促进政权、国家稳定有利——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（唐·曹松《乙亥岁二首》）、“夷陵火焰灭，长平生气低（唐·曹邺《过白起墓》）”，是不是“拯厄除难，功济于时”？对于战胜国是——三纲五常、三从四德，有没有“言得其要，理足可传”？它们简明扼要，千古流行。

“三不朽”影响深远，秦、汉以来，自强不息的君子无不致力于此。但是，它们从人的言行表现切入，根据人的伦理成果评判，实际上背离了“以物克物，与物交融”的天人合一，而且定义模糊。界定之的价值标准日益细化，最终解释权归于“治人者”。

“治人者”拥有最终解释权，具体量人施用时，自然极力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引导。于是，能巩固、增强他们权势、财富、名望的，“德”最具；为他们攻城略地杀人最多的，“功”最大；令“劳力者”愚昧、麻木、分化，放弃抗争，一心崇拜、讨好、供奉他们的，“言”最高。

身居高位的“超我”，也无法摒弃追随者这样地拱卫、邀赏。致力于统一天下，免不了生灵涂炭、流血漂橹；致力于治平社会，不能不强化权力，允许趋炎附势；致力于著书立说，不得不取悦、维护一部分人，反对、批判站在对立面的人——仁义、慈悲、惜物，挂在空中仰望可以，一旦落到实地，必然要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，才能发挥效用——如此“造福”，同时“造祸”；是福是祸，经常令世人福祸相依地深陷其中，傻傻地避不开、逃不脱，分不清楚。

如果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地朝精益求精、融会贯通的造物并产出出品的方向永续发展，人人推崇“本我”，向往“超我”，率先入境的“超我”自然如鱼得水，尽展所能，引领万众御光飞升——人类社会中类似的历史阶段，通常被称之为休养生息。但是稍稍丰衣足食、兵强马壮之后，万众便纷纷投身到更宏大、深广、惨烈的争斗、劫掠、杀戮之中——仅凭“超我”的引领，没有人人自发“本我”、“超我”的努力，人类社会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一被“自我”诅咒的命运。

统一必须靠战争，治平必须靠压制吗？一家、一单位、一团体、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人人凭人的（造物）价值自立、自信、自爱，必然群策群力、同心同德地呈加速度发展、壮大，直到至强而至柔，海纳百川、无欲则刚的程度——历史上若干强国崛起，呈现过N多次万国来朝的多赢局面，即是强国以无与伦比的造物及其出品为支撑，既能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又能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地怀柔友邦的成果。

近代中国，被西方列强瓜分，经历百年屈辱而未亡国灭种，是靠仁人志士挺身而出，亿万军民誓死抗争吗？是的。但最根本的原因是，我们前人传承下的造物及其出品无比丰盛、辉煌、璀璨，遥遥领先世界很久——任何强盗都想源源不断得到我们的瓷器、丝绸、茶叶、食饮、书画及其它美轮美奂、巧夺天工的造物出品。

工业革命兴起之后，西方猎奇凭借一时强大的机器制造产品和坚船利炮，“造祸”地奴役了我们的前人，但是劫掠不走我们前人“造福”地造物并产出出品的百工技艺及妥善隐藏的珍品——否则，以他们在“八里桥”发作的战力，灭绝我们的前人，比之灭绝数千万印第安人，只需多花费些时日就能做到。

“超我”造福又造祸的无奈之中，潜藏着深刻的心理学、人类学、人性学、社会学等方面的原因。弗洛伊德认为：超我（superego）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，由完美原则支配，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。其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，是道德化的自我，由社会规范、伦理道德、价值观念内化而来，形成于社会化的结果——它遵循道德原则，具有三个作用：一是抑制本我的冲动，二是对自我进行监控，三是追求完善的境界。

根据我们的分析，脱离造物及其出品而侈谈人格、道德，犹如撇开大地、土壤研究五谷种子的胚芽，忽视阳光、空气、水的滋养探究鱼类的记忆，不顾气候、地域、磁场的差异定义候鸟的迁徙……欠缺“物的磨砺”、“本我”的修养、“人的碰撞”阅历，从古至今慕圣贤行、读圣贤书、守圣贤规、唱圣贤德的人，往往不做圣贤事，行径如强盗地与兽同行一向属于常态——表里如一的“超我”尚且解不开“造福”与“造祸”的纠缠，更何况徒有其表的道德呢。